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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教育治“本”之策(2)

来源:中国教育信息化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0-08-19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我认为,在“教”与“学”的关系上,“教”始终是小头,“学”才是大头,并且随着学生年级的升高,这大头也越来越大、小头越来越小。(《中华人民

我认为,在“教”与“学”的关系上,“教”始终是小头,“学”才是大头,并且随着学生年级的升高,这大头也越来越大、小头越来越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规定的十八周岁的公民为完全行为能力人,高三应届毕业生正好十八周岁,即学习成绩完全自负,即“教”的一头在法理上认定小到了零,———从学(术)理上讲,有些学生对有些科目在初中甚至小学已达到这境界,而也还有些学生大学毕业也达不到——这就是客观存在的差别。);也并且学生学业成绩越在所在的班级中拔尖,这大头也越大,学业成绩越在所在的班级中落后,这小头便大些——但还不是大头,大头仍是“学”而不是“教”。——这也正是:“学生对教师发自内心的敬重越来越淡化”的根本原因(见《南方周末》2009年9月10日史哲《今天的教育能成就我们希望的未来吗?》一文)。但如有“名师”确实从内心认为与之完全相反,即学生“越教越要教”,我也就想像不出究竟是怎么回事了!——虽然我也认为自己的想像力并不十分差——甚至有时也自我感觉良好以至于优秀!——因为我很爱看王小波、劳伦斯的小说——当然还有金庸的。(这里王小波的小说是指《一只特立独行的猪》,劳伦斯的小说是指《普鲁士军官》);

——高校招生名额直接分配到各个班级,由于各教师、各校长、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及各地党、政官员之间没有了客体的无序竞争,也可最大限度地消除在高考时一些地方的考点为他们局部的利益而集体作弊,从而在这一个方面些许净化社会风气。

——在高校招生不进行如上所述的大的突破的情况下,在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和新课程改革,就如同在制度与行动上实施“打土豪、分田地”,而却在基层叫喊:“让少数人先富起来。”——这,怎么可能呢?

——最起码,把高校招生名额按人口、生源按比例定额直接投放到各县(市、区),由于各县(市、区)之间没有了升学率的客体抢夺攀比竞争,各县(市、区)的书记、县长、教育局长们才有动力规范所在地各校的办学行为。——否则,如现在(其实是恢复高考三十三年来一直)江苏如东、湖北黄冈、甘肃会宁等等、等等许多许多的地方,各地党、政官员及教育行政部门的官员们,不但不规范所在地各校校长们的办学行为,甚至还鼓励、怂恿所在地各校校长们的违规甚至违法、侵权以至于犯罪办学,并把一些最能胡为蛮干的人提升为“校长”!——如《南方周末》2010年2月11日报道的《致命的“上课讲话”》一文中的那个荣升为埠宁县教育局局长的校长及其同类们(我也遇见到一个与死去的郭大龙同学同姓的同类学校的这类校长,先升为其所在地的县教育局副局长,再升为县教育局书记)——以至在全国许多地方学校校长长期胡为蛮干(如蔡林森、曹衍清之流等等)从而搞坏了整个基础教育最少三十三年!——从而也使广大教师、学生相应地也较长时期的疲于奔命于也最少在十八层地狱。——“神仙打架,凡人遭殃!”这话一点不假。现行高校招生各省、市、区教育主政官员行政不作为所造成的“二桃杀三士”的制度,从而形成的各小地方党、政官员及其任命的教育行政部门官员及其任命的校长们比拼政绩“升学率”,遭殃的是学生、教师,还有一些作风正派的校长!——将不升反降。——《南方周末》2010年7月15日报道的《小升初:谁中了“禁奥令”圈套?》一文:“这场‘禁奥风暴’并未持续太久。2010年1月,‘禁奥令’最主要的推动者,成都市教育局副局长娄进反被调离。这位曾在青羊区推行素质教育升任市教育局副局长后又力推禁奥的改革派官员最终壮志未酬。”!!!

这些年基础教育中的“实施素质教育”、“减负”、“新课程改革”、“治理教育乱收费”等,都是治“标”之术(包括近几年高考招生改革中的3+X、3+大综合、3+理/文综合及才施行的22所高等院校5%的招生自主权的实际效果);治“本”之策是:“扩大各高校的招生自主权”。——即各高校有权将违规办学学校的学生永不录取。这里的违规办学指的是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全过程中的任何一个阶段的节假日补课、双休日补课以及乱收费补课,当然也包括《中国教育报》2003年11月22日视点一栏:“生活水平提高,学生体质健康咋样了?”苇子先生《要把学生健康放在首位》一文:“从早上6点多到校,一直学习到晚上9点多才回家,”等胡乱做法之类。这样,才能与时俱进,与新课程改革中注重过程的理念相吻合。还有,应将竞技体育(奥运的、民族传统的)项目任由学生选一列入高考总分。——因为体育是全体国民的体育,而不仅仅是体育考生的体育。也应将艺术任由学生选一列入高考总分。同理,艺术是广大人民群众的艺术,而不仅仅是艺术考生的艺术。为平衡与对艺术和体育都没有爱好和特长的学生之间的总分,学生也可以自选由以上两门或一门顶替自己最不爱学的一、二科科目。拜读上官子木、顾海兵二位先生在《南方周末》上关于英语考研(《南方周末》2003年6月26日《从本硕连读看研究生考录制度的缺陷》,上官子木)、教学(《南方周末》2003年10月16日《质疑“英语加电脑”的人才标准》,顾海兵)的文章,我个人认为:在高考中应将英语分值从现行的150分惯例减少到100分~50分之间。现行高考招生制度最大的弊端,就是由于学生、教师、家长、校长、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及党、政官员主客体混浑不分而造成了基础教育各地方、各学校、各校长、各教师之间的客体无序竞争。因此,教育部应将分到各省、市、区的高校招生名额按比例(按生源、师资、学校硬件设施、软件建设、地方综合经济实力、就业情况等)直接下达到各学校。——道理简单得很,惟如此,才能将地区之间、学校之间、校长之间、教师之间的客体无序竞争转变为学生主体之间的有序竞争。——各地区、各学校、各校长、各教师才能按国家的教育方针与教育教学规律及学生身心健康发展规律办事。这也才是教育行业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的有力措施。——国家既然能将高校招生名额分配到省上,省上同样也可以将高校招生名额分配到各地、县,各地、县也同样可以将高校招生名额分配到各个学校,各学校也同样可以将高校招生名额分配到各个班级。——苏南“城市模式”倒向了“苏北”“县城模式”,其根本原因是互相争抢省内定额的高校招生名额从而攀比局部的可变量但却不是全局的可相加量“升学率”。——这样,对于那些已习惯于高升学率为办学水平高的学校及校长们,就有很大的失落感,感觉自身的水平及价值显示不出来。但稍懂行情的人都知道,决定高升学率的根本在于生源,而不在学校及校长和教师(现在各地的重点学校是拔去了所在地区的学业成绩优秀的学生,从而提高了其在所在地的升学率,便说学校、校长、教师教学很有水平而质量高,那是偷换了概念,糊弄不懂行情的广大读书门外汉的官员们及家长们,有本事把最低学业成绩的学生都选去,能在所在地提高升学率,才算呢!——但即便蔡林森、曹衍清们也不干。)也当然很有一些以高升学率为支撑的所谓的“名师”,更有很大的失落感,感觉很不公平。俗话说:“教得好不如学得好!”“教是为了不教!”请平心而论,在高考的分数及升学率上,生源与师资究竟谁占了大头,其比重是99比1还是1比99或者其他比法。你自己上学时又是个什么情形。也因为:“教得好不如学得好!”有本事去学习考硕士、博士,再去拿诺贝尔奖,给国人零的突破——这是一种符合事实的思维方式,还有符合事实的思维方式,如,拿诺贝尔奖不一定要有硕士、博士学位等。这也就像拿过诺贝尔奖的人中也有不精通英语的人一样,或精通英语的人大多数也拿不到诺贝尔奖一样的道理。——其实,有很多人并没有拿诺贝尔奖,生活也过得美滋滋的。别自我感觉良好到主次颠倒、大小头都分不来的觉不着的地步!但如确有“名师”认为他自己确实在“教”上高人一筹,我则认为他自己本身对于学习还是个门外汉!——因为他自己本身就属于不教就不会学以至于不教就学不会甚至于不教就不学的那类。我认为,在“教”与“学”的关系上,“教”始终是小头,“学”才是大头,并且随着学生年级的升高,这大头也越来越大、小头越来越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规定的十八周岁的公民为完全行为能力人,高三应届毕业生正好十八周岁,即学习成绩完全自负,即“教”的一头在法理上认定小到了零,———从学(术)理上讲,有些学生对有些科目在初中甚至小学已达到这境界,而也还有些学生大学毕业也达不到——这就是客观存在的差别。);也并且学生学业成绩越在所在的班级中拔尖,这大头也越大,学业成绩越在所在的班级中落后,这小头便大些——但还不是大头,大头仍是“学”而不是“教”。——这也正是:“学生对教师发自内心的敬重越来越淡化”的根本原因(见《南方周末》2009年9月10日史哲《今天的教育能成就我们希望的未来吗?》一文)。但如有“名师”确实从内心认为与之完全相反,即学生“越教越要教”,我也就想像不出究竟是怎么回事了!——虽然我也认为自己的想像力并不十分差——甚至有时也自我感觉良好以至于优秀!——因为我很爱看王小波、劳伦斯的小说——当然还有金庸的。(这里王小波的小说是指《一只特立独行的猪》,劳伦斯的小说是指《普鲁士军官》);——高校招生名额直接分配到各个班级,由于各教师、各校长、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及各地党、政官员之间没有了客体的无序竞争,也可最大限度地消除在高考时一些地方的考点为他们局部的利益而集体作弊,从而在这一个方面些许净化社会风气。——在高校招生不进行如上所述的大的突破的情况下,在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和新课程改革,就如同在制度与行动上实施“打土豪、分田地”,而却在基层叫喊:“让少数人先富起来。”——这,怎么可能呢?——最起码,把高校招生名额按人口、生源按比例定额直接投放到各县(市、区),由于各县(市、区)之间没有了升学率的客体抢夺攀比竞争,各县(市、区)的书记、县长、教育局长们才有动力规范所在地各校的办学行为。——否则,如现在(其实是恢复高考三十三年来一直)江苏如东、湖北黄冈、甘肃会宁等等、等等许多许多的地方,各地党、政官员及教育行政部门的官员们,不但不规范所在地各校校长们的办学行为,甚至还鼓励、怂恿所在地各校校长们的违规甚至违法、侵权以至于犯罪办学,并把一些最能胡为蛮干的人提升为“校长”!——如《南方周末》2010年2月11日报道的《致命的“上课讲话”》一文中的那个荣升为埠宁县教育局局长的校长及其同类们(我也遇见到一个与死去的郭大龙同学同姓的同类学校的这类校长,先升为其所在地的县教育局副局长,再升为县教育局书记)——以至在全国许多地方学校校长长期胡为蛮干(如蔡林森、曹衍清之流等等)从而搞坏了整个基础教育最少三十三年!——从而也使广大教师、学生相应地也较长时期的疲于奔命于也最少在十八层地狱。——“神仙打架,凡人遭殃!”这话一点不假。现行高校招生各省、市、区教育主政官员行政不作为所造成的“二桃杀三士”的制度,从而形成的各小地方党、政官员及其任命的教育行政部门官员及其任命的校长们比拼政绩“升学率”,遭殃的是学生、教师,还有一些作风正派的校长!——将不升反降。——《南方周末》2010年7月15日报道的《小升初:谁中了“禁奥令”圈套?》一文:“这场‘禁奥风暴’并未持续太久。2010年1月,‘禁奥令’最主要的推动者,成都市教育局副局长娄进反被调离。这位曾在青羊区推行素质教育升任市教育局副局长后又力推禁奥的改革派官员最终壮志未酬。”!!!

文章来源:《中国教育信息化》 网址: http://www.zgjyxxh.cn/qikandaodu/2020/0819/4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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