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教育的文化自信(5)

［1］程天君.改革教育改革——从作为政治—经济改革到作为社会—文化改革［J］.湖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2（2）：15-20.

［2］叶澜.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教育学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38.

［3］侯怀银.20世纪上半叶中国教育学发展问题的反思［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1.

［4］瞿葆奎.中国教育学百年：中［J］.教育研究，1999（1）：7-16.

［5］樊浩.现代教育的文化矛盾［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22-27.

［6］黄书光.中国教育现代化变革的文化透视［J］.教育发展研究，2017（4）：22-26.

［7］于漪.以教育自信创建自信的教育［J］.人民教育，2012（2）：14-18.

［8］李敏谊.改革开放三十年教育事业发展的伟大成就［J］.教育学报，2008（12）：17-31.

［9］王传毅,曹仪.何以教育自信：盘点中国教育发展成就的“关键词”［J］.教育科学研究，2017（12）：14-15.

［10］唐婷，陈先奎.文化自觉视阈下的生态文明转型［J］.广西社会科学，2013（5）：160-164.

［11］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M］.北京：群言出版社，2007：190.

［12］孙燕青.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视野下的传统文化定位［J］.哲学动态，2012（8）：19-23.

从1977年恢复高考开始，中国教育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先声。40年教育改革发展的历史证明，只有走自己的教育发展道路，才能建设教育强国。习近平2016年在八一学校考察时指出，教育改革要坚持文化自信，好的经验要坚持，不足的要补齐。进入新时代，教育改革发展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这就需要从更深层次思考教育问题。学界以往多从教育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关系的角度探寻中国教育改革发展之道，而对于教育和文化之间关系的探讨却不够充分。“作为政治—经济改革的教育改革，要么沦为政治的工具，要么用于经济的筹码，抑或受二者钳夹，效果堪忧。有必要改革教育改革，走向作为社会—文化的教育改革，并保有文化视野。”[1]伴随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整体转型，文化领域发生着错综复杂的变化。文化多元、文化冲突、文化转型、文化变迁等成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文化生活的基本特征。在文化错综复杂的背景下，教育改革应该坚持怎样的文化心态和立场，这是影响教育改革成败的关键问题。近代以来，中国教育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存在着较为明显的文化自卑情结。时至今日，教育学界“‘向外看’‘从外取’‘以外为准’的心态与学风还颇盛行”[2]。全球化背景下教育交流日益频繁，我们需要走出教育文化自卑，树立文化自信，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之路。一、中国教育的文化心态：从自卑到自信（一）中国教育文化心态的历史演变中国教育自近代化进程开始，一直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努力自我更新。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不断协调中西方教育文化之间关系，这一进程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闭关锁国到全盘西化，发生在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近代社会以前，由于闭关锁国政策的影响，中西教育文化之间基本处于隔绝的状态，鲜有中西教育文化之间的交流，教育发展处于一种盲目自大的文化心态。鸦片战争以来，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逐渐开启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历程。清末新政中教育改革的参考对象是日本，其改革不仅从日本引进了大量的教育学著作为办师范教育所急用，并参照日本学制制定了中国近代以来最早的现代学制。五四运动后，随着美国教育家杜威访华，教育的目光从日本逐渐转向美国。此时美国众多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在中国受到普遍关注。1922年颁布的《学校系统改革案》就是学习美国学制的产物。教育领域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从学习西方的教科书、教育制度到教育思想的全面学习，最终演变成全面学习西方的文化心态。第二个阶段是从全面反思到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确立，发生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虽然始于向西方学习，但是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始终是学界关注的问题。随着西学的深入，凸显教育文化民族性的呼声也日益强烈，代表性的事件为五四运动时期的中西文化的争论，以及20世纪30年代十教授联名发表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实践领域，此时兴起的各种教育思潮，如平民教育思潮、国家主义教育思潮、职业教育思潮、工读主义教育思潮、实用主义教育思潮等，在一定程度上是立足本土文化传统、寻求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表现。教育理论领域同样如此，有学者对1927—1949年间的教育学书目进行统计，此期间引进的国外教育学书目共计80种，而同时期由国人撰写的教育学著作、教材、讲义等共计539种[3]。说明当时的教育学者已经不再满足于简单的翻译和介绍西方教育学著作，立足于中国教育的文化实际撰写教育学教材已经成为教育学者的普遍追求。在西方教育思想广泛传播的同时，马克思主义思想开始传入中国，成为近代中国教育思潮的一个分支，后来经由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逐渐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教育指导思想，为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文化选择提供了新的方案。第三个阶段是从全面苏化到封闭探索，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受当时意识形态的影响，文化领域从向西方学习开始转变为向苏联学习，中国的教育改革进入全面苏化阶段，这表现在教育理论界，“迅速掀起了学习原苏联的教育学热，尤其学习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热”[4]。从教育实践的角度看，苏联多次派驻教育专家指导我国教育的发展，模仿苏联的制度化教育，中国的教育实践也朝着制度化方向发展。后来由于中苏关系破裂，苏联的教育思想逐渐被舍弃，同时西方国家的教育思想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长期被批判，中国的教育改革进入封闭化的自主探索阶段，中国教育改革的文化心态再一次走入封闭的境地，制约了教育领域的改革和发展。第四个阶段是从改革开放到多元融合，时间为改革开放至今。改革开放让中国教育迎来新的曙光。1983年，邓小平提出了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中西方教育交流得以恢复，西方的教育思想得以再一次被引进和学习。教育理论方面，世界各国的教育理论被大量翻译介绍到中国，中国的教育学派呈现多样化的发展态势。教育实践领域，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标志着我国教育进入全面建设和深化改革的时期。90年代制定的科教兴国战略，确立了教育先行的战略地位。进入21世纪，中国推行了举世瞩目的课程改革，教育实践领域的变革朝着全面深化的方向发展。这一时期中西教育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教育改革如何处理中西教育的关系问题再一次受到人们的关注。与之前不同之处在于，对待中西教育文化的关系，人们不再简单地判断中西教育文化孰优孰劣，而是试图在中西教育文化多元融合的框架内处理二者的关系。（二）中国教育文化心态的历史经验百余年的中国教育变革，从文化心态的角度审视，主要经历了文化自负、文化自卑、文化自信三个阶段。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的古代中国，人类文明长期处于领先地位。国人受到家族宗法观念和“天下一家”“华夷之辨”等思想的影响，中华民族逐渐形成了文化中心主义。长时期的文化中心主义的积累，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心态上逐渐形成了文化自负观念。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的文化自负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所击破碎，直接反映在文化问题上，表现出普遍的自卑心态。文化自卑必然导致对西方文化的过渡崇拜及对于自身传统文化的过渡批判和简单否定，这在20世纪初全盘西化的文化思潮中表现最为明显。“中国的近代化与现代化，选择了一条与西方截然相反的战略，不是像西方那样‘复古为解放’，而是‘反传统以启蒙’。中国在文化上反传统的特殊性在于：它总是反源头性的传统，特别是指孔孟的儒家传统。”[5]传统文化一度被贬低到罪恶的边缘。虽然国人在处理中西文化时总是努力凸显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但是在以西方文化为代表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彰显。时至今日，这种文化自卑心态仍然普遍存在。在中国教育改革的历史进程中，教育改革的文化心态从文化自负到文化自卑，这是中国教育自封建社会教育向近代社会教育发展过程的必经之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认识的加深，有识之士越来越注意到徒袭外来制度之无益，而是要致力于外国先进教育制度的本土化探索与西方教育理论的中国化改造。”[6]教育的民族本位和本土立场在教育改革中的作用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国教育改革需要在坚守民族文化的立场上从文化自卑走向文化自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提出“文化自信”的发展方向，认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文化自信”的提出，是新时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在新时代的社会背景下，中国教育改革的文化心态应该树立民族文化的自信。正如有学者指出：“坚守中国立场，拥有世界视野，以教育自信创建自信的教育。”[7]坚持中国教育文化自信的立场是实现中国特色教育发展道路的必然要求。二、中国教育文化自信的基础：社会发展与教育成就（一）中国教育文化自信的社会基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教育改革的文化心态受制于教育改革得以发生的特定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我们需要从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角度，审视特定历史时期中国教育改革的文化自信问题。近代以来至改革开放之前，由于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还处于比较低的发展水平，于是在社会的文化心态方面产生普遍的自卑心理。建立在落后的经济基础上的现代中国教育，是一种在向西方学习过程中实现的教育的近代化历程，西方先进的教育思想成为变革我国教育发展的基本动因，教育的自信无从谈起。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中国社会的发展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论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中国社会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社会的政治经济等面貌焕然一新。经济方面，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政治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日益焕发出新的活力。伴随着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文化生活领域也在发生着相应的变化。文化自信、文化软实力、文化品牌、文化输出等成为当下中国文化生活发展的新形态。社会文化的自信为坚持教育的自信提供了坚实的社会保障。中国教育的文化心态问题还受社会生产关系的制约，反映了特定社会生产关系的要求。经过长期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是符合中国社会发展实际需要、能够带领中国人民走向繁荣富强的发展道路，中国教育文化自信的社会政治基础体现和坚持了社会主义的性质和方向。2015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指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2018年，在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提出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从我国教育方针的具体表述看，我国的社会主义教育需要体现三个特点：一是教育的公平性与公正性。教育方针作为教育的根本大法和指导思想，规定各级各类的教育都要一视同仁地对待每个学生，要做到有教无类。二是教育对人的全面发展的追求。教育方针要求教育把学校中的每个学生都培养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三是对全面发展目标实现途径的规定。教育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教育原则，也是我国教育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基本途径。上述三个方面反映的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的基本特点，也是建立中国教育文化自信的社会基础和制度前提。（二）中国教育文化自信的教育基础中国教育文化自信的建立不仅有坚实的社会基础，也体现在中国教育历史文化传统和当下中国教育发展的基本成就上。中国教育的历史文化传统是我国教育改革的宝贵财富，奠定了中国教育文化自信的历史基础。首先，中华民族的教育历史文化从时间上看源远流长，中华民族的文明是当今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并且延续至今的文明，创造了五千年悠久灿烂的文明，而教育文明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几千年的文化教育传统，孕育了丰富的教育思想和智慧，形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教育经验和教育传统，这是中国教育在新时期改革和发展的文化基础。其次，中华民族的教育文化传统从内容上看十分丰富，并且一度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成为世界教育文明发展的代表。今天我们熟知的“尊师重教”“知行合一”“因材施教”等教育理念，无一不是从中国古代的教育思想中发展过来的。从教育实践看，中国古代的教育实践，在其教育实践的制度设计、具体活动的开展都具有时代的先进性，保持了中国在古代社会的领先地位和繁荣局面，创造了悠久而丰富的教育传统文化，奠定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教育精神品格，这些都深刻影响着中国教育实践的发展。教育活动具有历史传承性，需要充分尊重和利用教育文化传统，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上促进新时期教育改革的发展。中国教育的文化自信还来自于中国当代教育发展所取得的重大成就。有学者总结改革开放30年中国教育的发展指出，“改革开放三十年也是教育事业取得跨越式发展的伟大时期，教育事业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深刻体现了教育在国家发展中的基础作用。”[8]时至今日，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成就令世人瞩目。有学者在盘点中国教育发展成就的“关键词”时指出：基础教育方面表现为“普九”圆满完成、教育均衡不断推进、教育质量有显著提升，高等教育方面表现为大众化阶段的进入、一流培养机构的建立、创新成果的涌现[9]。2017年1月，《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指出，中国教育的总体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推动我国迈入人力资源强国和人才强国行列。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的转变，说明我国的教育已经走过了数量扩张阶段，并开始逐步进入教育质量和内涵提升阶段。同中国经济和社会转型相一致，教育领域内也在发生着深刻的转型。教育的内涵式发展、教育的特色发展、教育的均衡发展等是新时期中国教育发展的主旋律。中国教育质量的提升也获得了世界上的普遍认可。经历改革开放40年的教育发展，中国教育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进一步奠定了中国教育文化自信的现实基础。三、中国教育文化自信的构建策略：确立文化自觉，坚定方向道路（一）尊重和挖掘中国教育传统文化，确立教育改革的文化自觉所谓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要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文化发展历程、趋势与特色进行深入认识，是进行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和自我创建，旨在适应新环境和新时代的条件下充分发挥文化选择的自主性[10]。文化自觉是文化主体以“局外人”的身份看待和审视特定文化的过程，它需要文化主体将自身所处的文化环境“客体化”，并且以“局外人”的身份对客体化了的文化进行反思和认识的过程。同时，为了客观地认识特定文化传统与环境，还需要文化主体将其放入多元文化的比较中加以认识。“只有在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的基础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都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11]从而最终实现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方针。文化自觉是文化自信的前提，特定的文化主体只有在充分认识和觉知自身的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建立文化自信。教育文化自觉的实现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而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在文化自觉的过程中，需要我们对自己的传统教育文化有清醒认识和深刻反思，同时还需要对外来教育文化有宽大胸怀和正确理解。首先，确立教育改革的文化自觉，需要我们正确处理和对待传统教育文化。文化具有历史继承性，任何文化的发展都是基于特定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积淀的基础上形成的。对待传统教育文化，需要我们采用尊重的态度，抛弃历史虚无主义，充分挖掘传统教育文化的当代价值。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的对于传统文化的彻底否定是值得深刻反省的。正确对待传统教育文化，也不能对传统文化过渡赞美。中国的传统教育文化是形成于封建社会时期，其中的很多思想有着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对于这一点，我们需要清醒的认识。“我们应当持有这样一种理性的态度：以历史为坐标观照传统文化的本来面目、尊重其历史作用，并以此为基础，再以时代性为现实关怀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的评判，在对传统文化的评判中寻找出民族文化繁荣发展的路径选择，从而对传统文化进行超越；而不是用时代性对它进行屏蔽、覆盖，更不是对它进行诋毁、全盘否定或涂抹、粉饰。”[12]其次，确立教育的文化自觉，还需要正确处理中西教育文化之间的关系。今天是一个全球化时代，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碰撞日益频繁。在全球化时代，文化的全球化和本土化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这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没有过的现象。正确处理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在今天显得更为迫切。这既是教育改革文化自觉的需要，也是教育改革时代发展的必然。对待西方教育文化，我们既不能像历史上出现的那样，以闭关锁国的方式对西方先进的文化不闻不问；也不能像历史上那样一度对待西方文化不加区分地全盘接受和西化。我们需要在坚持和承认本土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以民族文化自信的心态采用拿来主义的态度，虚心学习西方先进的教育经验和文化以达到为我所用的目的。（二）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坚持教育的文化自信中国教育改革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是中国教育发展的必然选择。习近平两次在教师节讲话中都强调要发展“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这是对中国教育发展方向的基本认识。教育改革的“中国特色”与“文化自信”的建立是相互依托的，有着内在的一致性。首先，“中国特色”的教育发展是以教育改革的文化自信为基础。“中国特色”不仅体现在对于中国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的坚持，也体现在对中国传统教育文化的坚守。教育改革中没有对中国文化教育传统的坚守，就没有对教育改革“中国特色”的自信。中国教育的文化自信是教育改革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基本前提。其次，教育改革“中国特色”的规定同时也是中国教育文化自信的具体体现。中国教育的文化自信就是要在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坚持中国教育民族文化本位，走一条既符合中国教育传统文化精神需要，又能体现教育发展时代所需的教育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之路，既是在中国教育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又结合中国社会主义教育当下发展之需，体现了中国教育文化自信的现实要求。新时期建立中国教育的文化自信，必然要求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首先，从指导思想上看，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统领教育改革发展，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深化教育改革，着力提高教育质量，着力优化教育结构，着力促进教育公平，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推动创新型国家和人才强国建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次，从教育目的看，需要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坚持改革创新，为人民服务，办人民满意教育，加强教育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开发人力，培育人才，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这就要求中国教育改革需要把“立德树人”作为人才培养的首要任务，全面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加强思想政治引领，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学校教育教学的全过程中。让学生通过教育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树立教育的文化自信。最后，从教育的根本任务看，需要全面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科学文化素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提高学生健康体魄等，真正践行素质教育的基本理念，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参考文献：［1］程天君.改革教育改革——从作为政治—经济改革到作为社会—文化改革［J］.湖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2（2）：15-20.［2］叶澜.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教育学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38.［3］侯怀银.20世纪上半叶中国教育学发展问题的反思［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1.［4］瞿葆奎.中国教育学百年：中［J］.教育研究，1999（1）：7-16.［5］樊浩.现代教育的文化矛盾［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22-27.［6］黄书光.中国教育现代化变革的文化透视［J］.教育发展研究，2017（4）：22-26.［7］于漪.以教育自信创建自信的教育［J］.人民教育，2012（2）：14-18.［8］李敏谊.改革开放三十年教育事业发展的伟大成就［J］.教育学报，2008（12）：17-31.［9］王传毅,曹仪.何以教育自信：盘点中国教育发展成就的“关键词”［J］.教育科学研究，2017（12）：14-15.［10］唐婷，陈先奎.文化自觉视阈下的生态文明转型［J］.广西社会科学，2013（5）：160-164.［11］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M］.北京：群言出版社，2007：190.［12］孙燕青.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视野下的传统文化定位［J］.哲学动态，2012（8）：19-23.

文章来源：《中国教育信息化》 网址: http://www.zgjyxxh.cn/qikandaodu/2020/0810/372.html